“哎，这位老弟真是个老实人，要知道，他一个20多年的公务员收入只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日工”与“包工”的工资水平之间——比“日工”多比“包工”少。即使是5000块，也还比不上许多带小孩的保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担负社会管理工作，握有一定权力，负担很大工作压力并担负责任与风险的公务员，如此之低的收入，真是让人感叹。”——《房宁走读大运河：我和基层公务员聊了聊收入》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斤两，房宁老师作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压根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更不可能有兴趣跟我聊。然而，中国社科院自己不但是发现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更是为决策者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献计献策的“智囊团”，社科院学者们的思想接地气还是很有须要的。正是感觉房宁老师出发点虽非常好但有些不接地气，观点实在值得商榷，促使我动笔抒发一下个人想法。

何谓“日工”——按天数计算工资的临时工人。什么人会做日工？每月能够拿3000块钱退休金的基层公务员会做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似乎极为渺茫，这种工作往往是建筑工地上搬两天砖，清理河道或渠道暂时招募挖两天泥，亦或是都会门路绿化临时雇来的种两天树的工作，基层公务员好歹还是地方上的“体面人”，即使舍得下架子也没有那身力气以及对抗三九天寒风与三伏天酷暑的体能。而且“日工”并不是稳定的职业，类似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所以这不是什么稳定的职业，先生笔下的阿Q也没有家，只好住在土谷祠中，没有立室。拿着稳定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和“日工”比，并不多么合适。

房老师顺着运河走的，房老师是在德州市北面还没有进入德州的某县遇到这对基层公务员夫妇，那么可以推断房老师笔下的基层公务员很可能是河北沧州吴桥县人，而沧州市政府网站公开的沧州市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05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1340元，而吴桥在沧州也属于比力靠后的县，这对公务员夫妇两人在村里住一栋二层小楼，大抵看得出来应该是乡镇级公务员，这对公务员夫妇的收入自然和知乎侠以及北上广的白领们从绝对值上是差了不少，但他们不在北上广住，而是在一个县城的一个农村住，花费其实极少，如果和他们的乡亲们比，算高收入，即使和沧州或者德州城里大多数人比，也毫不逊色。另外，女主人已经快要退休，而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劳作到75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本地大概也不例外，这在本地基层群众眼中实际上非常艳羡的又一个“福利”。因此，可以说他们每月近7000元的收入夫妇女方在本地群众眼中不但不低，说是本地的“白领”也不为过，在一个消费水平比力低的县，这对基层公务员夫妇真没有房老师想象的那么拮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本地“日工”低于基层公务员的日收入，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只能侧面反映本地农民收入极低，可能就几十块钱，如果本地农民收入稍高，估计对做日工就没有多少兴趣而是宁可多休息几天了——要知道，在很多都会，某些工种的农民工的日收入简直是可以与某些白领一较高下的。房老师走访一趟大运河，看到了“老实”的基层公务员收入低，倒没有觉察到本地农民可能普遍收入极低的现状，脱开本地经济状况谈提高基层公务员收入，遗憾“即使是5000块，也还比不上许多带小孩的保姆”，鄙人倒是更遗憾房老师没有看到那没有五险一金，生病自己对付，恒久离乡背井，不分平时与周末，不能像这位基层公务员一样周末骑行，即使三五团圆之夜也不能回家的保姆也挺值得怜悯。

房老师认为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报酬，提高报酬后的韩国公务员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8至10倍。此举一出，韩国公务员队伍士气大振，政风为之一变，迅速转酿成了一支廉洁高效的工作队伍。这批公务员跟随朴正熙克服千难万险创造出了汉江奇迹，实现了韩国的工业化”，鄙人甚为叹息，社科院的父老居然得出了这么简单粗暴的因果关系——且不说朴正熙的做法在中国普遍实施的可能性几何，只要实现一半，恐怕就要发生中科院博士争村长，知乎侠和奋斗逼哭断肠，全国人民考公务员，北上广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