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放”就是真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收”就是放弃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者只说不做、讲空话、不落实，实际上却收紧各种政府管制和权力控制，尤其是变相实施国进民退。

来源：向松祚

文/向松祚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面、系统、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

历史总有巧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美贸易战开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外部环境变化更加迫使我们要全面、系统、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的全球性的挑战。

0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伟大成功，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每一个中国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都为此深感自豪。我们可以用无数个指标和精彩故事来描述这个伟大奇迹。

概括起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创造的奇迹，就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有10个主要标志：

1、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

2、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2年），目前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15%左右。

3、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2年）。几乎所有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4、中国积累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额外汇储备。最高时接近4万亿美元，目前大约3.2万亿美元。毋庸置疑，这是巨大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的体现。

5、中国人均GDP达到8500美元，接近“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沿海发达地区很多人的收入水平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

6、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世界级规模的大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超过100家。

7、中国成为全球科技进步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8、人民币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货币和金融第五大货币。2015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篮子的成员货币，跻身世界重要储备货币行列。

9、中国金融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三位，债券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上海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10、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规则改革或重塑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从过去两三百年的历跨度度来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其意义则更加伟大和深远。

人类有史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起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是1750年左右开启，持续至1850年）。今天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强国和富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等），多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崛起（1850年-1950年左右）。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开始于1950年代前后（1946年人发明类第一台计算机）。由于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积弱积贫和内忧外患，中国没有赶上参与上述三次工业革命。

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恢弘的政治魄力开启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迅猛全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用了4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补上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课，追上了现代信息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的蓬勃浪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如果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只用了60多年。无论哪种算法，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奇迹！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必须充分肯定和尊重。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乃至所有中国的问题，都必须以这个基本事实为前提。

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是一次真正伟大的跨越！我们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正是站在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所铸造的台阶上才有可能。

面向未来，回顾历史，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基本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伟大成功、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全世界都在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是否有一个中国模式。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开山大师科思教授（Ronald Coase）生前曾经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共产党+私有产权”。

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府主导+市场活力+后发优势”模式。这是我理解的中国模式。

然而，“政府主导+市场活力+后发优势”三大力量构成的模式里，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力量呢？围绕中国模式的辩论，主要分歧正是哪种力量是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力量。

我认为，市场竞争活力的逐步释放和企业家精神的鼓励弘扬---也就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他都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因素。

首先，私营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者。目前，私营企业创造了中国GDP的60%、财政收入的70%、就业的80%（甚至更多）。中国最具活力和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

其次，纵观四十年神州大地的变化，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却又是意料之中的现象和事实：越是政府干预少的产业或地区，它发展的就越好。越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色彩浓厚的地区或产业，它发展的就越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迅猛？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能够跻身全球最重要公司行列？中国人口众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重要原因是互联网和新经济兴起之时，政府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和管理。互联网企业正是在没有政府强力干预和垄断的背景下“野蛮生长”并且壮大了。

深圳和杭州为什么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因为深圳和杭州的计划经济色彩最淡，政府管制和官本位意识相对比较弱，当地文化氛围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比较尊重、比较宽容。

不容否认，四十年改革开放，政府主导和所谓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主导和举国体制曾经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奇迹。改革开放以来，载人航天、高速公路、高铁网络、城市地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同样得力于举国体制和政府主导。世界其他国家都非常羡慕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度和快速决策机制，这是事实，也是我们这个体制最主要的优势。

后发优势或国际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同样很重要。

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力于所谓的“三低模式”：也就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要素成本、低环境成本，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利用三低模式，中国企业和产业赢得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比较优势。

19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随之而起的信息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这些国际经济的环境变化给中国创造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2001年，中国审时度势、经过艰难谈判，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抓住了历史性机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公正地说，中国是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全球化浪潮和WTO规则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是历史事实，应该承认。

但是，如果没有邓小平极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如果不是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巡讲话重新将中国前进的路径扭转到市场化改革的正确轨道之上，上述所有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都很难发挥作用。市场化改革、致力保障私有产权、激励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共同创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02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是什么？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已经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的基础之上，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的基本标志是什么？我以为至少要实现如下八项目标：

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或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亦即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要达到15000美元（不是人均GDP，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2、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得到显著改善，基尼系数降低到0.3以下（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3，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公正和平等成为人民幸福感的主要源泉之一，成为社会主要的稳定器。实现真正意义（邓小平意义上的）的社会主义。

3、基本教育和医疗实现完全免费。各种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而且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和改善。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4、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青山绿水重现祖国大地。饮用水和空气质量普遍达到优良水平。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完全消失。

5、中国人均寿命普遍上升到80岁或以上，达到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寿命水平。主要疾病发病率降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之下。

6、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以上。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要引领国家，成为全球主要科技大奖（诸如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或未来设立的全球性科技大奖等等）的最有力竞争者。

7、中国成为全球最先进科技创新企业的主要诞生地，进入全球500强科技创新企业行列的中国企业占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目前不到十分之一）。

8、腐败从法治制度上得到根本遏制。所有官员必须依法申报财产。舆论媒体依法监督所有官员的所作所为。人民能够依照宪法直接选举所有各级领导。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和各项公民权利得到妥善保障。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要实现上述目标，从经济上来说，就是要真正落实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和战略部署是：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这个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未来图景来审视中国经济，从上述八大目标来检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当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的中国经济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不平衡发展有六个方面：

其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尤其是愈演愈烈的脱实向虚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房地产业过度发展、房地产泡沫日益严重与制造业整体利润微薄之间的失衡；金融业过度发展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整体利润微薄之间的失衡；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和虚拟经济恶性膨胀之间的失衡。

其二是区域发展的失衡。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中西部和东三省多数地区依然是欠发达地区。

其三是城乡发展的失衡。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农民的收入依然极低、农业的产业竞争力依然非常薄弱，构成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和巨大危险。

其四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有多个研究机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最低的估计值是0.43，最高的估计值达到0.55。毫无疑问，中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非常严重，比所有发达国家都严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要严重。中国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非常严重的根源，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地区和产业之间发展的失衡，尤其是城乡发展的失衡），二是官商勾结“合法合理”侵吞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三是明目张胆的各种形态的腐败，现在已经查处的腐败分子所侵吞的财产金额都是天文数字。

其五是能源结构的严重失衡。此处不细说。

其六是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严重滞后的深刻矛盾。此处亦不细说。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不充分发展有8个方面：

1、严重缺乏掌控产业命脉的核心技术，包括软件、芯片、操作系统等等一系列所谓“卡脖子技术”。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将中国经济的这个软肋暴露无遗。这些核心技术都需要数十年长期持续的积累，背后必须有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必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依靠政府主导、集中力量、砸钱攻关根本不能解决卡脖子技术的难题。我们必须沉下心来，认真研究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教育，改造我们的大学，改造我们的研究机构，改造我们的科研体制，最重要的是，改造我们落后僵化的思想。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卡脖子技术对我国的制约和掣肘。

2、严重缺乏掌控产业制高点的高精尖技术，诸如汽车飞机发动机、高精尖设备、精细化加工等等。这些高精尖技术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积累和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结晶，是重视工程师教育、尊重工程师的结果。今日中国多数企业热衷于赚大钱赚快钱，经济严重脱实向虚，很难在高精尖技术、设备、材料工艺上赶超世界先进国家。

3、严重缺乏引领和颠覆世界产业方向、决定世界产业和技术规则的最新科技突破。说到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欧美日已经发展的科技和产业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模仿和学习”美欧日先进科技、产业和商业模式基础之上。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是传统制造业，我们不过是借鉴美欧日、充分利用中国庞大市场规模，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让全世界追随我们的行业。我们至今还有真正能够引领全球产业方向的企业。

4、严重缺乏引领世界时尚潮流的消费品牌。中国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消费品牌。

5、没有能够占领全球金融制高点的金融中心和跨国金融企业。尽管中国多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跃居世界前十名，然而从跨国经营和全球竞争力来看，中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和金融企业。

6、高质量教育体系（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教育体系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深层次最严重的问题。此处无法细说。

7、高质量医疗服务和保健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这同样是深层次的严重问题。此处不细说。

8、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建设美丽乡村任重道远。

如何才能解决上述“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诸多难题？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必须根本改变，必须从“政府主导+市场活力+后发优势”的旧模式彻底转向“市场主导+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新模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本质上就是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政府和权力尽可能退出市场，退出经济领域，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多次说的，要斩断政府“有形之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本质上就是建立以企业家为本位的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抛弃官本位的固有思维模式，彻底改变官本位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官本位与创新从根本上格格不入，官本位是一切思想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死敌！

03 目前中国经济为什么徘徊在十字路口？

然而，中国目前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划的战略目标还很远，有些方面似乎越来越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划和部署的许多真正重要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似乎并不明确，甚至让人感到迷惑和困惑。

每当经济遇到下行压力之时，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似乎依然是固守传统的政策思维方式：他们不是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结构性问题，不是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来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而是继续依靠货币信贷和财政刺激政策来暂时度过难关。

每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之时，人们总是预期政府必然会“放水”，他们每次都猜对了！

然而，“放水”或总量刺激政策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解决上述“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各种难题毫无帮助，只会适得其反。

坦率说，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放水”、继续玩儿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魔法？还是痛下决心实施以减税降费和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

如何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目前，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对经济有很多很多担忧：股市低迷、债务违约、汇率贬值、房地产泡沫、消费减速、物价上涨。。。。。

目前最迫切、最紧急的有五大问题：

其一、金融风险处于高发期；

其二、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

其三、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强烈；

其四、中美贸易战爆发让外部环境明显恶化；

其五、经济整体脱实向虚的趋势没有扭转甚至日益恶化

最棘手、最麻烦的是金融风险处于高发期。越来越多的高负债企业无法按时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无法按时还本付息、各种债务违约案例几乎天天发生、以P2P和区块链骗局大规模暴雷为代表的金融乱象和金融危机已经爆发。

金融风险处于高发期，实际上已经出现局部金融危机。

2017年，十九大之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发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严厉警告中国金融风险，他说：

“2016年末，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而在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上，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现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金融风险背后，其实最严峻、最头疼的问题是经济整体的脱实向虚。如果不能扭转经济整体脱实向虚的局面，中国经济转型根本不可能成功！

我们看看脱实向虚的一些基本事实吧：

中国3000多家上市公司，银行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就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接近80%，仅25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就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近60%。这样的经济结构怎么能说是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经济结构呢？

金融最赚钱，银行最赚钱，地产最赚钱，诱惑或迫使几乎所有企业都渴望去玩玩儿金融和房地产。几乎所有政府都将发展金融业和刺激房地产行业尤其是高房价和高地价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实在可怕！

过去10年，房地产行业净资产回报率是制造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的两倍。房地产本身当然不是虚拟投机经济，但过度的房地产投机炒作必然是虚拟经济的暴涨。大力发展房地产绝不意味着房价和地价暴涨。房价和地价暴涨的首要推手是各个地方政府。高地价和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将是长期性的，而且极其严重。

越来越多企业纷纷参股、控股、或独立创办金融企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等）。金融牌照的价格达到天文数字。权力寻租机会巨大。

过去10年来，上市公司总共融资接近9万亿，其中40%被用于购买金融资产、参股金融机构、炒作房地产、股票、期货、外汇，等等。

2016年，共有786家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9594个理财产品。总金额达到8139亿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25%、31%、48%。购买理财产品超100亿元的公司有6家。其中某国有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高达334亿元，是其年度研发投入的58倍。

2016年理财收益占公司净利润50%以上的公司有16家。其中7家公司的净利润主要来自理财收益。A股上市公司3204家，近四分之一公司依靠理财或金融投资收益维持上市地位或扭亏为盈。2016年上市公司各类融资高达4.6万亿，其中8139亿元购买理财，占比高达17.7%。

上市公司还大量投资性买房。A股3000多家上市公司里，多达1305家有投资性房地产。金额达5951亿元。投资性房地产超过100亿元的上市公司达12家。有几家科技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还不到其卖房收入的一半。甚至有好几家科技上市公司依靠卖房收入维持上市地位，实属世界怪象！

最近有研究机构统计，目前上市公司参与炒房的资金超过万亿元！很多公司天天喊没钱搞研发。真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上市公司将大量资金拿去炒房、炒股、参股控股金融企业。

最近10年来，各类以金融杠杆为主要操作手法的金融控股集团（所谓“某某系”和金融大鳄）层出不穷。

地产和金融业成为吸收最优秀人才和最高薪的行业。年薪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或上亿元。

很多地方政府将所谓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列为最重要的政府业绩考核指标。这种考核指标对于个别城市有合理性。一窝蜂你追我赶则是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表现。目前，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经达到9.2%，超过美国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之一班。

继续“放水”、搞数量性刺激政策，不仅不会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反而会让脱实向虚问题更加严重，让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积重难返。决策者必须高瞻远瞩，慎之又慎！

04 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持久战和总体战，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所谓的舆论战、心理战、货币战和金融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且命令其财政部长展开调查，决定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最近中美副部级磋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中央最高决策层会议定调“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应该主要就是指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挑起大规模贸易战所引发的国际环境剧烈变化。

这确实是数十年乃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局，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全局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战的确是“国运之战”。如何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很大程度上会改变或决定中国经济面向未来的基本战略和政策方针。

面对中美贸易战，我们需要深刻思考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美国针对中国的所谓301调查结果及其各项指责，有哪些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客观性？哪些是真正的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无端指责？

其次，面向未来，中美贸易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是否具有交集或共同点？易言之，所谓中美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的判断是否还成立？

其三，站在中国长远利益的角度，应对贸易战的最佳策略和政策究竟是什么？

今年以来，各方人士围绕美国针对中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各种指责，展开了深入系统讨论。

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指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项：

1、抱怨和指责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太大，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

2、指责中国强制美国公司向中方转让技术；

3、指责中国公司利用各种手段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4、指责中国对国企大量补贴和实施优惠；

5、抱怨和指责中国一些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

6、指责中国企业到美国借投资为名获取美方的高科技；7、指责中国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宣称中国经济体系依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依然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毫无疑问，美方所谓调查结果很多是横加指责，是一种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行为。

然而，美方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有相当的客观性，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以下几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有企业享受过多优惠和补贴；中国还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我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水平总体还是偏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美方的抱怨和指责并非百分百完全无理取闹和无端指责。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说，中国离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多远？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还需要哪些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战的焦点和中国自身经济问题的焦点就合二为一了。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不是，那么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其实，五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因为此，重大决定才明确宣告要全方位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白了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就完全明白：所谓和美国打贸易战，本质上就是我们自己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也就是说，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佳策略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是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迅速启动早已规划的各项改革措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唯有建立真正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才能真正确立世界性的影响力，因为法治化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大势所趋，是全球经济规则大势所趋。

具体说，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实施如下改革：

1、改革政府体制。改革政府体制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而是要根本上斩断许多政府有形之手，裁撤许多叠床架屋、人浮于事、无所事事甚至专门找麻烦的政府部门。大幅度减少“吃皇粮”的人员队伍，为企业减税降费奠定基础。

2、改革财政体制，让财政真正成为保障普通老百姓社会福利和支持教育科研的民生财政。改革财政体制的本质依然是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土地财政和吃饭财政已经不可持续。黄宗羲定律早晚将发挥效力。

3、依照市场化原则真正下决心改革国有企业，消除权力和行政垄断，让所有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最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4、改革教育体制尤其是改革大学和科研体制，努力促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迅速有效转化为产业和产品，给科研人员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和财务支配权。切实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

5、改革人事体制，让各种人才能够在各种职业之间、各种部门之间、以及海内外自由流动，充分发挥人才的全方位能力。创造和改善各种条件，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到中国创业和就业。

需要改革的方面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此处无需一一阐述。如果真正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所部署的各项改革措施，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

一条路就是“放”：真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

另一条路是“收”：那就是假改革、假开放，甚至放弃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者只说不做、讲空话、不落实，实际上却收紧各种政府管制和权力控制，尤其是变相大力实施目前很多企业家担忧的国进民退。

是“放”还是“收”？将决定中国经济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