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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名誉教授唐兆友召开了“我在肝癌中完成了两件半的事情”。我的生活”生活分享会暨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 93岁高龄的唐兆友院士分享了他从医70年的人生历程。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源泉。 你不妨学一点中国传统哲学。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辩证思维。 从整体上看问题，把它分成两部分，动态地看问题，同时考虑到部分和整体，不要忽视偶然现象，因为它们一定经常发生。 活在机遇中。

——唐兆友

我一生中做了两件事半

我今年93岁了，给大家讲一些老故事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完成了两件半的事情。 这两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而是我和我的团队做的； 不仅是我的团队，国内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也做出了贡献。 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不可能完成这两件半的事情。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师。 我相信，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诊疗效果。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了肝癌的早诊断、早治疗，大大提高了疗效。 我们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早期治疗、早期治愈”金奖。

第二件事是为不可切除的肝癌提供治疗选择。 过去，无法切除的肝癌患者只能活半年左右，生存率极低。 我们采用综合治疗缩小大肿瘤，然后进行手术切除，从而将无法切除的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0提高到20%左右。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功效，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第三件事只能算半件事。 我在临床上发现，无论是大肝癌还是小肝癌，手术后往往会出现肿瘤复发或转移。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进一步提高疗效。 因此，近20年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肝癌的复发和转移上。 我们建立了全球首创的高转移性人类肝癌模型系统，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然而，除了发现干扰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转移之外，我们并没有显着提高它的疗效，所以我认为这只能算故事的一半。

提高疗效才是硬道理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肝癌早诊早治以及我在早诊早治方面取得突破的经验和体会。

20世纪60年代，肝癌的治疗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的教科书上写着：肝癌是绝症，病情会恶化。 当时的肝癌病房只能用六个字来形容——“走进去、走出去”。 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病人几乎总是被送到太平间。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一天晚上，两名患者在5分钟内死亡。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

当时我们给晚期肝癌病人做手术，一般要八九个小时才能完成。 这么大的手术，意味着可能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病人失血过多，经常需要输血，手术后会陷入昏迷。 因此，白天作业、夜间救援已成为常态。 当时，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3%，即100名肝癌患者中只有3人能在5年后存活。

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实现了肝癌的早诊断、早治疗。

我本来是从事血管外科的。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国家需要，我转行从事肝癌临床治疗领域。 当时我们发现很多肝癌患者来自江苏省启东县，所以我们就去启东县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人口约100万的启东县每年约有500人死于肝癌。 后来，上海组织了一个肝癌医学研究小组，我在启东县工作了一年，担任小组组长。

首先介绍一下，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在于甲胎蛋白。 1964年，国外发现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水平较高。 很快有学者前往非洲研究甲胎蛋白对于诊断早期肝癌是否有价值，但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价值。

在启东县，已有超过100万人接受了甲胎蛋白筛查。 最早的结果发现，虽然甲胎蛋白阳性的人没有肝癌的临床症状，但一年后，这些甲胎蛋白阳性的人中有80%死于肝癌。 因此，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标志物。

那么如何验证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 我们成功说服一名甲胎蛋白呈阳性但腹部未摸到肿块的男子接受了手术。 果然，发现了肝癌。 幸运的是，肿块只有枣子大小，可以及早去除。 我们称之为“小肝癌”。

我刚才提到，当时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患者中，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2.8%。 然而，1998年至2009年，我院住院患者中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44%。 为何疗效提升如此之大？ 因为通过早诊断、早治疗，越来越多的小肝癌患者被及时发现和治疗，这说明小肝癌的诊治是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重要途径。

几年前，我们统计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存活超过20年的肝癌患者，总共有88名患者。 要知道，据美国学者统计，从1905年到1970年的65年间，存活5年以上的肝癌患者仅有45人。 因此，一个医院能有这么多存活20年以上的病人，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患者中，近60%是接受手术切除的小肝癌患者。

因为在肝癌早期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突破，我获得了很多荣誉。 1987年，我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记得当时邓小平同志对我们说：“人民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 这三句话一直是我继续努力、奋斗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作为临床医生，提高疗效才是硬道理。 现在有些医生搞科研，追求写多篇论文，其中SCI是重中之重。 但我觉得临床医生搞科研，如果患者没有受益，研究成果不能转化，那还是等于零。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挤进去说话。

1978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 当时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吴焕兴教授。 当时国家为我们每人花了一万元的机票、吃住，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我先从上海飞往北京，然后随代表团飞往巴黎，经停卡拉奇，最后抵达阿根廷。 飞行总共花费了34小时。

一到会场，我就立即查看了会议议程。 没想到我的论文演讲被安排在五天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 因为当天要举行闭幕式，所以我的发言时间只有3分钟。 我终于第一次参加国际癌症会议，但只有3分钟发言时间。 我感到非常沮丧。

国际癌症大会有许多特别会议。 肝癌研讨会上，六位肝癌领域国际知名专家上台发言。 听了他们的报告，我感觉对于肝癌的治疗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还不如我准备的7张幻灯片。 于是我大胆上前，对会议主席说：我可以上台简单讨论一下吗？ 他看着我，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我说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允许我展示几张幻灯片。 就这样，我一共展示了7张幻灯片，讲了7分钟。

我讲完后，会议主席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中方代表，他们有经验。 没想到，刚才在台上发言的六大专家过来对我说：唐医生，你说得很好。 我们请你吃中国菜吧。 我突然很紧张。 我应该请他们吃中餐，但我口袋里只有20美元。 幸运的是，团长给了我100美元紧急救助。 我给他们每人点了一碗馄饨汤，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挤在特别会议上发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会议主席说你做得很好，发言时间可以从3分钟延长到6分钟。 我在论文演讲中，既讲数据，又讲事实，讲述了我们肝癌早诊早治的实践过程。 比如，为什么我们的人口普查能够发现早期肝癌患者？ 因为我们对甲胎蛋白不仅使用低灵敏度的方法，而且还使用高灵敏度的方法； 我们不仅检查甲胎蛋白一次，而且检查多次。 第一次普查发现的人往往是晚期患者，而第二次和第三次普查发现的人则是早期患者。 例如，教科书认为手术切除肝癌需要半肝切除术。 当时肝癌手术的死亡率非常高，达到20%。 因为小肝癌的肿瘤并不大，所以我们要在切除肝癌的同时保留有功能的肝脏。 这种局部切除的方法大大降低了风险，将死亡率从20%降低到2%或1%。 随访发现，手术切除后的小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可超过60%，而未经手术治疗的小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几乎为零。 这在过去的教科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通过这次演讲，我感受到在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我们要敢于拼搏、敢于发言、敢于表达自己。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写论文、专着来表达自己，但我们一定要不卑不亢，实事求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

国际话语权显着提升

正是因为我们的临床创新提高了疗效，我国在肝癌治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大大增强。

1985年，我编辑了一本英文书《亚临床肝癌》。 所谓亚临床肝癌是指没有症状的肝癌。 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的概念。 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比如肝癌的病程不是过去说的3-6个月，而是至少2年。 另外，小肝癌的恶性程度远低于大肝癌。 我们相信肝癌也是可以部分治愈的，并不是绝症。 我请现代肝病学创始人、国际肝病协会首任主席汉斯·波普尔为这本书写序言，他同意了。 他在序言中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亚临床肝癌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对肝癌认识和治疗的重大进展。

1979年，美国癌症研究所授予我们“早治疗早康复”金质奖章，上面还专门写了汉字。 获奖后，我参观了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那里共有98个实验室。 后来我问研究所所长：你们有那么多实验室，做了那么多工作，发表了那么多论文，为什么没有获得金牌？ 他回答说，因为你治好了病人。

国际癌症大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性学术交流盛会。 1978年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上，我挤进去发言。 1986年第14届国际癌症大会，主办方邀请我发言，但由于他们只提供食宿，不提供机票，我没有参加，只提交了书面发言。

1990年，我受邀在第15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上做报告，并担任联合主席。 我们两位共同主席一起讨论了应该邀请哪些国际专家做报告。 我感觉我们正在逐渐获得国际话语权。 我成为第十六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的主席，可以决定谁担任联合主席、邀请哪些专家做报告。 这奠定了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1998年第17届国际癌症大会上，我仍然是肝癌会议的三位主要发言人之一。

由于小肝癌研究的突破，共有15本国际癌症专着邀请我参与编写，其中包括国际肝癌联盟主编的专着，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智利等国家的专着。国家。 最重要的是美国专家汉斯·波普尔主编的《肝病进展》。 本书收录了世界上肝病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进展。 我主要负责撰写近年来肝癌研究概念的更新。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该专着中撰写文章。

1990年，我代表中国当选为国际抗癌联盟主任。 该董事职位已空缺八年。 2005年，我被选为美国外科协会荣誉会员。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科协会，已有125年的历史。 我问他们名誉会员有多少人，他们说一共有67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 两年后，我被选为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赞扬。 美国肝移植先驱托马斯·斯塔特曾给我们发来贺信，写道：“我一直想知道你们在40年的时间里，是如何在癌症研究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你们的工作已经过去了。”在时间上留下了印记，并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法国肝移植鼻祖亨利·俾斯麦也写信给我说：“您是第一个证明肝癌患者切除后可以长期存活的学者。1991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肝癌会议上，存活了10多年的病人一起唱歌，这是最感人的时刻。”

我们成功的四个见解

我认为，如果你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你就必须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最后，我想分享我们成功的四点见解。

一是从需求出发。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们国家的医学一定战胜它。 当时，我国肝癌患者死亡率在癌症患者死亡率中排名第三。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不能等待医院的晚期患者进行手术，而应该主动寻找早期患者进行治疗。 因此，治疗癌症、提高疗效不仅是国家和患者的需要，也是医生的需要。

二是质疑领导。 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肝癌的早诊早治就没有成果。 当时，肝癌被认为是“突发的绝症”。 当肝癌症状出现时，患者已处于晚期。 另外，如果我们不质疑当时所谓的经典肝癌切除手术，而采用局部切除的新方法，患者的死亡率仍然会居高不下。

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一旦患者术后复发或转移，就不能再做手术了。 我们认为，甲胎蛋白既然可以检测出无症状的肝癌患者，那么它也可以检测出复发或转移的无症状患者。 对无症状复发或转移的患者再次手术可能会提高疗效。 实践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认为质疑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质疑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元素，质疑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

三是精心实践。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国外没有发现甲胎蛋白有早期诊断价值？ 这是因为练习不够精确。 我们继续采用低敏和高敏方法进行普查，同时也与肝功能转氨酶指标进行联合分析。 那时没有CT、超声波、核磁共振，手术完全依靠手工触摸来发现微小的肝癌。 我曾经写过一本叫《医疗“软件”》的书，里面提到医生工作中要注重大事，亲力亲为，注重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注重细节非常重要，一定要从头到尾坚持下去。 这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四是中国特色。 我们曾为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连续三版撰写肝癌章节。 也就是说，十几年来，肝癌的国际诊疗标准都是我国起草的。 我曾经问国际抗癌联盟秘书长：为什么要求我们制定肝癌诊疗标准？ 他说，因为你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疗效，而且有利于推广。 我觉得他指出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第一是提高功效，第二是便于推广。 现在很多精准靶向治疗的价格非常昂贵，不适合大规模推广。 然而，5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仍在使用。

我相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源泉。 你不妨学一点中国传统哲学。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辩证思维。 从整体上看问题，把它分成两部分，动态地看问题，同时考虑到部分和整体，不要忽视偶然现象，因为它们一定经常发生。 活在机遇中。

一个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完成了多少事。 创造中国特色医学、探索中国特色癌症防治之路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衷心希望大家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努力拼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特色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报记者徐蓓编译）

问答

医生分为三个级别

问：我是广东医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八年级学生。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当代年轻医生来说，医院需要科研和考核，医生也必须做好临床医学。 您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唐兆友：科学研究也是为临床服务的。 医生再忙，仍然能抽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 在我看来，医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所学的知识为病人服务，这是医学生通过刻苦学习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提高临床疗效，这就需要医生进行医学研究。 第三个层次是有战略思维，能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能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医疗新方法。

我认为医生临床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研究课题一定要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从文献或者SCI论文相关指标的角度来看待。 研究。 只有这样，你才会找到研究的必要性和动力。

严谨进取，放眼世界

问：我是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 我特别想问大家，如果我们将来想成为一名医学专家，我们年轻的医学生进入职场后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唐兆友：首先，在就业的选择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国家最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来选择岗位。 这并不取决于你的学位水平，而是取决于你必须有真正的才华和实践知识。

我曾经有这样的座右铭：严谨进取，放眼世界。 严谨是基础，进步需要不断创新的目标。 如果只有严谨而没有进取精神，就没有进步； 有进取心，没有严谨的基础就不可能完成。 同时，你还需要放眼世界，看到世界各地的大趋势和方向。 我这些年的体会是，我们不仅要让外国的东西适应中国，更要有中国的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如今，靶向治疗在临床癌症中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东西。 靶向治疗是一种精准治疗。 但从中国哲学思维的角度来看，精确与模糊是相对的，不能只注重精确处理而忽视其他方面。

所以，作为一名医学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学好技能，做好准备。 早年，不少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都出身于上海医科大学。 这些院士基本功非常扎实，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如果你有扎实的基础和创新的思维，我想你将来一定能取得成功。

怀疑是超越的前提

问：我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 我注意到你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质疑。 我想问一下学术问题如何提问？

唐兆友：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说质疑是超越的前提。 如果医生不质疑现有的所有诊疗标准，那么我们就无法进步。 如何提问？ 就是对现有的诊疗标准“找茬”。 你认为哪个标准有问题，你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医疗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我相信科学要前进，就必须不断否定过去，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 因此，质疑是超越的前提。 没有质疑，就不可能超越。

科普不仅仅是传播知识

问：网络上存在大量虚假医疗信息。 我们应该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

唐兆友：这几年我写了很多医学科普书籍。 我认为医学科普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医学知识的传播。 例如，当新的治疗方法和新药物出现时，需要告知人们。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80岁以来，我写了6本书，其中3本是“防癌三部曲”（《消灭与转化并举——院士抗癌新视角》、《中国式抗癌—— 《孙子兵法的智慧》《是控制癌症的战争，而不是与癌症的战争——《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治策略》）。 我觉得癌症控制不仅要注重消灭，更要注重转化。 我们不仅要消除肿瘤，还要改造身体、强身健体、消除疾病。 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有效的癌症控制策略。

例如，中国古代经典《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对我们的医学很有启发。 下棋时，敌我双方势均力敌。 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 因为你的棋艺比我好。 国际象棋是打败对手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与肿瘤的斗争是一场控制癌症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与癌症的战争。 这是受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 我发现为什么癌症总是无法治愈，因为癌症患者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中。 癌症比身体更强大。 想要战胜它，只能打持久战。 而且癌症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移动靶标，不能单纯依靠精准治疗，还需要综合治疗和机体改造。 我觉得现在的癌症治疗大多注重局部而忽视整体，注重精确而忽视模糊，注重消灭肿瘤而忽视改变身体。 如果两者兼顾，也许我们就能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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