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明年减税降费力度应超预期

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哪些挑战？民营经济在新形势下何去何从？改革开放之路如何砥砺前行？今日起，中国证券报邀请各大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论道2019，剖析热点话题，为明年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彭扬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预计，明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宏观调控可考虑财政政策更为优先，减税降费力度应超市场预期，以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货币政策做好配合工作，单纯降准甚至降息的效果将难如预期。

明年上半年下行压力或加大

中国证券报：如何判断明年经济增长形势？经济新增量可能出现在哪些方面？

沈明高：预计明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我国GDP增速或下滑至6%以下。这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明年上半年外部环境对出口的影响会较为明显；二是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或许很难维持今年水平；三是受低端制造业转移和出口放慢影响，制造业产能投资增速有下行压力；四是在金融严监管和地方政府“稳杠杆”前提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空间有限。

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过程中，GDP增速放慢是意料之中的。现在市场主要担心的是GDP增速放慢可能带来两方面压力：房地产价格泡沫会否破灭，带动经济快速下行；民营企业会否出现歇业潮，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需要明确的是，这两方面压力与GDP增速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必然相关。在传统动能势头逐步衰减、新动能尚未成长起来的转型时期，关键是要增加经济长期发展的确定性。 

当然，明年我国经济增长也有值得期待的亮点。首先，外部环境可能有所改善。其次，本次中美经济周期错峰明显，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明年美国经济可能会有所下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施策空间有所扩大。第三，预计明年美联储加息两次，而且很有可能会结束本轮加息周期，因此明年美元可能会从升值转为贬值，资金外流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减轻，通常利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股市。最后，从内部看，明年财政政策或更加积极，是缓解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抓手。

要尤其关注我国消费。在出口做减法的同时，唯有消费做加法，才能切实起到稳增长作用。长期来看，在未来以消费主导的情况下，政策应更加多元化。同时，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农村居民或农民工要高。再者，可以在社会保障方面考虑有一个适当的增量。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可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水平，增加消费。短期来看，要继续加大减税规模，并采取更多措施鼓励消费。比如，当前的长假制度可进行调整，实施年休假制度，让大家根据自己合适的时间出行，以此鼓励消费。

中国证券报：今年以来，金融严监管成效明显。明年金融领域严监管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沈明高：金融严监管是有益且必要的，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金融严监管和经济增速放慢之间的矛盾。严监管必须有配套措施，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必须打开一扇门，即在严监管的同时，要让经济增长有新增量。否则，如果明年经济增长持续放慢，

严监管或面临很大阻力。严监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去杠杆和打破刚性兑付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企业的破产、不良贷款的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慢。

金融领域严监管的目的，是要在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因而，严监管不是一时之策，不因经济增长加速或放慢而有所调整。从严监管角度来看，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该提醒银行信用风险。如果在金融领域要严监管，同时希望能够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可以用财政专项基金或财政贴息的办法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金融领域严监管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化解系统性风险，如果有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严监管才能行稳致远。

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明年的货币政策？明年的施策重点会是什么？

沈明高：我们希望明年是财政政策优先年，货币政策扮演配角。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形象地来讲，货币政策是“打麻药”，财政政策或其他结构性改革是“动手术”，“打麻药”的目的是为“动手术”。如果明年仍是货币政策优先，就像是打了麻药忘了痛。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推迟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爆发。我们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而非推迟这些问题。

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货币政策边际效果不断下降。如果美联储结束加息，将为我国货币政策放松打开空间。货币政策放松的目的不是为了“止痛”，而是为“动手术”做好准备，为当前和后续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只是简单地降准、降息，不只效果越来越差，后遗症也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证券报：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效力？

沈明高：从积极的财政政策看，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多积极，二是应该怎么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超出市场预期，才能达到稳定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目的。比如，现在市场预期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在1万亿元左右，要超过市场预期就可能需要2万亿元的减税费规模。如此，财政政策可能会更有效，在金融严监管下对经济增长起到稳定作用，弥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水平，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不要拘泥于3%的赤字率，可扩大至3%-5%；第二，减支才能减收，建议逐步实施“小政府、轻税”政策；第三，利用现有国有资产优势，充实社保，支持减税费计划，鼓励消费。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怎么做，现在市场已慢慢形成共识。减税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钱留在企业或老百姓口袋里，它能发挥的效果可能比收上来、再让政府去补贴会更好。